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中国文学正融入当代世界的文学体系，各国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愈发重视。作为汉学的发源地和发展高地之一，法国对中国深厚的关切和悠久的研究传统，推动着当代小说译介工作的发展。汉学家们保障了译本的语言质量和民族性，保障了法国视野的“时效性”和“全面性”，对“突出中国魅力、推广中国影响”功不可没。但“汉学思想”主导“文学译介”亦有缺憾：除去某种无意识的东方主义，“汉学”内部传承的一些西式思维和学科情怀——如对学科正统性的敬畏、对中国浓烈甚至略带偏执的深爱——也妨碍着对中国“文学品格”的深入观照。要使法国穿透自身文化的“感性屏障”、体验中国文化情感内的小说魅力，尚需时间、耐心和中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但公允地考虑到法国汉学界研究中国的既有水平、视野传统和学术习惯，我们就会发现法国对“中国当代”的构建意识一直在进步，对“中国文学”的铺陈也在有序推进并日益拓展。

在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考察中，中国当代诗歌常常被忽视。实际上，中国当代诗歌“走出去”之后，在海外遭受了“走进去”难、接受度不高的困扰，主要原因是其在海外文学地位不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以世界视野重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以“中国经验”为方法论和创作资源，主动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对话及融合，共同建构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

中国话语、中国理论、中国学术在今天这个时代，将如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之中举足轻重、引领潮流的重要一翼，是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有中国和欧美学者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角度参与讨论。从一开始这个讨论就是在中国和欧美不同语境下的中英文学术平台上展开的双语对话与交流。回溯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话题的缘起、关注的要点、讨论的主要过程，我们应特别重视国际学术对话的多元语境中的道与术的问题。

随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中国的文艺批评也开始在国外得到接受并产生愈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一方面得助于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中国文学艺术研究者以及一些知华友华的汉学家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本土文艺批评家和学者也开始直接用外语撰写评论文章或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频频亮相，并取得了同样明显甚至更为直接的效果和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要想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就得首先走向英语世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倚重国外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努力外，中国本土的学院派批评家也应具备直接用英语著述的能力，或借助翻译的中介在国际主流文学艺术研究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这样才能主动地走向世界，而不是等待国外汉学家来“发现”自己或译介自己的著述。本文试图与广大批评界同行分享这方面的成败得失。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职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成为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担当，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崭新局面。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支撑下，文艺才能发挥其团结人民、激励人民大众努力建设美好生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积极引领作用，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代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家的责任。

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奋发有为，活跃创造，开拓新境，是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取得充分发展提升的鲜明写照。

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历史变革与新气象不是仅仅显示于个别性理论问题上或局部性理论领域中，而是整体地全面地走向了体系化的自主创新。

当代草原题材美术创作是随着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烽烟而生发出来的，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始，草原题材美术从开创立业到平稳发展，涌现出一批留给我们深刻记忆的美术家。当代草原题材美术创作似乎是在某种特定的、具有集体无意识意味的牵引力中创作生发的，由此带来的在艺术上的影响便是当代草原题材美术创作的“主题性”基调。草原题材美术创作的“主题性”倾向是有着特定的历史渊源的，它是20世纪中期伴随着内蒙古革命战争而陡然镶嵌进中国现当代美术的整体格局之中的，并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文艺发展的趋向密切相连。包括草原题材在内的中国美术，理应不满足于生活的表象，而要努力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潜心于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主题性”创作。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保持同步，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各民族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与文艺评论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抗战时期，作家茅盾及诸多进步文化人士远赴新疆，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疆期间，茅盾通过撰写文艺评论、发表演讲及组织文艺活动，显现出他对文艺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生动实践，这些进步文艺活动对新疆现当代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当代民族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近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以国家意志的建构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中国式情感的别样表达等完成了“中国性”书写，并以此呈现出了建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自觉。在形式层面，该类影片将类型叙事、民族志叙事等叙事手段融合起来，体现出与时代同步的多元叙事特点，在视听语言上也呈现出独特的追求，其多元叙事手段，有效实现了“中国性”表达。

优秀的民族文艺评论工作可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族文艺评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思想引领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深挖民族传统文艺的新时代内涵；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引导，“向民间文艺要资源”；以形成文艺高峰为目标，发挥好民族文艺评论的经典建构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历久弥新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完成国族想象与民族认同的重要脉络。近年来，直播打赏平台异军突起，显示了其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本文即聚焦于这一重要文化现象，试图以媒介理论为基础，描述传统文化在这一以电子硬件、互联网软件为基础的新兴平台中的生存状态、发展可能，以及其在整合身份认同、历史资源方面已然发挥的作用，并触及到一些尚在“萌发”阶段的问题，召唤更多目光的关注，以期共进。

数字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趋近经历了一个“信息化—在线化—智能化”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并形成了由“在库”式静态保护到“在线”式动态传承，再到“在场”式活态发展的非遗数字化进阶之路。以地铁路线图的形式对其进行可视化，从中可以析出数字化技术创新、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及多元参与者涌现三个研究维度。这一非遗数字化路线图清晰地展现了技术、规制和参与者三方在各自的数字化轨道上并行不悖的同时，于关键的数字化节点上亦形成了交汇乃至聚合的态势，并由此生成了互补互益和共享共创的协同联结关系。未来，应循着数字化协同创新逻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成为不断自洽的研究议题和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场域。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利用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在非遗领域的实践探索，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精神、符合非遗项目传承发展的规律、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推动“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还根据相关理论与实践概括分析了非遗产业利用的十种“非遗+”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并简要介绍了每种模式的典型案例，为非遗产业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因短视频等新媒介的快速发展，网络直播这一新兴的文化形态现已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运用网络直播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网络直播平台形成了文化传播的新空间，本文重点探讨直播带来的传统文化艺术传播的新形态。

美育是提升人的健全人格、综合素养以及创造力与想象力的重要路径，因而在近些年颇受关注。在国家政策引导以及基础层面的持续推动下，美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而且在短时期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美育科研与教学系统。但就目前状况而言，美育建设与发展的基础环节仍旧存在可资讨论与辨析的问题空间，其中尤其显著的便是美育实施与开展的知识学基础与其导向问题。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传统社会中通达的美育路径。但是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和列强入侵使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严重危机，尽管现代“美育”概念的引介续接与激活了中华美育传统，但在一个民族还没有站起来的时代里，美育只能是一种美好理想。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继承发展优秀中华美育传统，使之激活中国文化生命力，推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30年，蔡元培在为商务印书馆《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词条中，对何谓美育有一个基本定位，即“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今天看来，这种解释可能是粗糙的，但却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即美育是美学理论的实践形态，没有美学理论作为先导和规约的美育，必然是盲目的美育。那么，当代中国美学到底能够给予美育什么？一是美学理论自身的非稳定性，为借助美育洞穿日益严苛的自然人文科学壁垒提供了可能，并为专业化的知识学习提供了难得的“美学时间”；二是美学理论价值生发的多元性，为当代美育实践展开了多元向度，它使自然、艺术和社会生活均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三是对中国美育传统的重新发现，开启了自由、秩序与和谐三者并举的美育目标。以此为背景，一种既遵循美学理论的一般性，又兼顾古今通例、中西互鉴的当代中国美育框架也就呈现出来了。

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是跨世纪的理论接力，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道路上的里程碑。推进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把文艺评论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手段，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篇章。